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

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近代文人日记》系列丛书。出乎读者意料的是,最早出版的是张元吉的孙子张仁峰编着的《张元吉日记》。这是继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陆廷珏、王家荣、靳云峰、朱伟博合着)之后的第二次新版,充分体现了该丛书作者的学术视野。旧书新版的通行做法是修改旧书的秘密,翻出旧书的精髓。与旧版不同的是,新版《张元吉日记》字迹松散,装订更加精美大方。 《城隍黄》两卷巨卷,共1400多页; ,并且它们按年份排序。然而,这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内容上最大的不同是新版增加了1937年日记残本和1949年会议日记两部分。关于1937年日记残本,张元吉之子张舜年先生作《张元吉纪事》(商务印书馆,1991)第432页引用此资料时特别注明:“除印刷的已故父亲日记外,还有几本日记。手稿‘文革’被毁,我从废纸堆里取出了《1937年日记》的一个片段,现在只剩下这个片段了。”在同一本书的第 546 页,它在 1949 年的会议日记中第一次被引用。但他一言不发地避开了它。笔者曾向参与编纂旧日记的学者提问,为何业务中不包括1949年的会议日记,答案是,旧版日记纯属图书馆事务日记, 1949 年的部分不是工作日。请注意,它不能包含在内。的确,旧版日记的“出版说明”一开始就明确说明了这一点。不过,这样的解释似乎并没有完全打消读者的疑惑:书名要注明《图书馆事务日记》,不宜写成《张元吉日记》;看,这不仅仅是关于个人事务,更多的是关于博物馆的事务。更深层次的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1949年的会议日记中记载的内容在1980年代初出来的时候还不成熟,还有很多“不恰当”的原因? 《1949年出席会议日记》(9月3日至10月20日),是指张元吉1949年从上海北部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的日记。其重要价值在于深刻反映了1949年大转折时期张先生作为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1949年,大革命之年,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政治抉择从他们许多人北上迎接新时代时的行动和想法就可以看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仍然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话题。钱立群先生的著作《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完美剖析了1949年前夕留守知识分子的微妙情绪。精彩的是,每章的开头,钱先生都摘录了叶圣涛先生1948年的日记作为介绍,涵盖了整章的主题,非常巧妙地连接了当年的思想史线索。拿股票1949年左右,来这种比较私人的日记文本并不少见。1949年2月,叶圣涛、刘亚子、王云生、徐诸成、曹禺、郑振铎、马云等20多位香港文化名人尹初、赵朝苟、宋运斌等应中共中央邀请乘坐“华中渡轮”北上参加新中国建设。 3月1日,叶圣涛先生在船上想出了一个谜语:“我们是一群人在这艘船上旅行。”猜猜《庄子》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同为开明书店店员的宋运斌先生被拍成:“知北有”,即知识分子北上。让人感叹对历史的热爱,在这次“知北之旅”的路上,留下了很多文字,包括日记。至今已出版的日记,比较有名的是《叶圣涛北行日记》(见华城出版社1982年版《日记三本》;江苏教育1994年版《叶圣涛文集》;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五游记》)、《柳亚子日记》(上海人民1986年版)、《宋运斌北游记》(发表于《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期,另见山西人民2002年版《冷艳红尘》) “) 等等。仔细阅读日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在旧时代奋斗和追求的文人,对新时代的到来充满了希望和向往。 “微调”,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像一条蛇的灰线一样出现又消失。也就是在暧昧和对美好未来的担忧方面,叶圣涛先生191981年,《北京日记》被列入《三本日记》时,他在补充的简短序言中说:“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即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他们认为这时间的航程将是决定性的。不寻常的旅行,但参与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至于什么样的工作,怎么做,能不能做,我个人当时还很模糊。”应该说,这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张元吉先生虽不在《知北》之舟,却与叶圣涛、宋运斌等出版人,王云生、徐诸城等记者十分相似。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都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稍有不同的是,相对年长的张元吉先生,其历史感要比叶圣涛先生复杂。他曾是“徐武遗孀”,几乎见证了晚清以来的所有改革与挫折,新与旧、喜怒哀乐、歌唱与哭泣、成功与失败;在参加新一届政协的人中,他是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个第一人物”的文化名人(见山东画报出版社)房子,2001年版,张仁峰的《智慧大师:张元吉》,p. 很深。19、20世纪之交,乱世中国的变迁和知识分子的兴衰,他能可以说是千帆,加上他沉迷史书多年,擅长历史事件,对现实的理解自然比别人高。历史政治前厅的变化频率尽管如此,作为文化人的张先生,自从徐武变法中受到重创,放弃事业以来,一直受宠若惊,心无旁骛地经营着自己的出版和文化产业,认真履行了作为一名文化人的责任。现代知识分子。 .从1949年的日记可以看出,面对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此时的他已经过了晚年。虽然他已经看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战和内战终于尘埃落定,但太平天国到来之前的喜悦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对于时代的不确定性和难以把握,仍有一丝迷茫。当他从老朋友陈树同先生那里得知新一届政协会议即将召开并被列为代表时,张元吉先生首先拒绝了,称“难以接听电话” ”。至于原因,正如他在1913年拒绝熊希龄出任教育部长的邀请时所说,“我自卑,不敢误会我的好朋友,我的国家,我害怕的未来生活”(2016年9月)民国12日,给熊希灵扎,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张元吉书扎(增订版)》,卷,坐忘,当有事要费一番功夫研究,我就不能再深入思考一下……好像这样没落了,有什么好处?” 第二,“很多中共党员不是很懂事,开会的人会因为他们的心机约他们。不到十人人。气太寂寞,我觉得很寂寞。” 第三,他“平平无奇,不喜欢听别人的话,这个国家的处境如此艰难。损失的罪魁祸首。”想要表露感情,也会招来浅浅和深沉的嘲讽。 “第四,”虽然独门的亲人已经消亡,但仍有不少。相隔二十年,既然旧游又来了,就得稍微处理一下,空中又添了无数的娱乐,也是一大难事。”消灭它”,现在请他请假陪他北上,“会被人流推,以后失业,以后怎么活?”因此,他要求陈叔同“善待我”(1949年8月24日给陈叔同的一封信,见《书》754-755页)。写信给陈的当晚,上海市政府四处沟通,常美大军来访时,中央打来电话,邀请他北上。正好张元吉早早睡了,被儿子接了过来。第二天,他写信给梅,说他“没有正确收到电报,也没有等到他”。信,自评菲资,惭愧无贡献,年老,方然病轻……努力不够”,所以远行不便,感谢政协代表。两天后,政府发来了陈毅和潘汉来的慰问信,然后他说:“如果你最近身体好转,我希望北平”,希望他能在9月10日抵达北平。犹豫的人回答:“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为自己感到羞耻,而且我很遥远。去做吧,怕有各种障碍,连薇薇都做出了决定。(8月30日对梅大军,见《书》第2卷857页)“元吉为人,不以栎为耻,不如他有功。近年没落,旧病不时触发,恐怕远行。 …在炎热的夏天,一个人旅行很不方便。因此,目前很难决定该做什么。 ”(陈毅、潘汉年8月30日审稿,同上)虽然他的语气松了口气,但毫无疑问,张元吉还在犹豫观望。这时候,曾经是经商工作,受中央指示的陈云来看望他,告诉他,不久前他到东北考察时,看到沉阳、长春两地的营业网点都在状况良好。